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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行知与他的“行知”观
发布时间:2012-01-03   来源:

    “从晓庄师范到山海工学团,陶先生一以贯之的精神是‘知行合一’、‘教学做合一’,力求培养学生从整体上驾驭知识的能力。”
陶行知——相信大家对这个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的人民教育家都不陌生,可是,不少人并不知道他还有个名字叫“陶知行”。他为什么要改名字呢?
    陶行知,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,原名陶文濬。1911年,20岁的陶文濬开始攻研王阳明的学说。王阳明(1472-1528),名守仁,字伯安,谥文成,余姚人,后迁居绍兴,世称“阳明先生”,元代著名哲学家。王阳明提出的一个重要学说就是“知行合一”。他认为:“行是知的主意,行是知的功夫。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。”当时陶文濬非常信从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观,于是为自己改名为“陶知行”。
    1927年,从事教育工作的陶知行却提出“行是知之始,知是行之成”的理论,正与王阳明的主张相反。于是,有顽皮的学生便为其改名,称“行知吾师”。1934年7月16日《生活教育》第1卷第11期始设“行知行闲谈”栏目。在栏目第一期,陶知行谈到,获得知识的进程是“‘行知行’,而不是‘知行知’”,“挂着‘知行’的招牌,卖的是‘行知’的货物,似乎有些不妥”,于是改名为“陶行知”。他曾为此次改名感叹道:“我对于二十三年来天天写、天天看、天天听的名字,难免有些恋恋不舍,但为求名实相符,我是不得不改了。”
    1946年7月25日,陶行知逝世。“知行”一名用了23年,而“行知”一名却只用了12年。今天人们多知“陶行知”,而不知“陶知行”。虽然只是“知”与“行”易位,却反映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大转变。“行知行”理论是陶行知对传统“知行合一”理论的一次重要创新,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内涵与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挖掘、研究。
陶行知先生原名陶文浚。1912年,他另取“陶知行”为名,次年将之用作笔名。1917年留美归国后,他正式改名为“知行”。1927年,他又想改名为“行知”。1934年7月16日,他发表《行知行》,终于公开宣布将名字由“知行”改为“行知”。陶行知改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那么,陶行知先生为什么一改再改自己的名字呢?
    陶行知先生出生在皖南歙县,这里古代隶属徽州,而徽州也是王阳明的故乡。1910年他就读金陵大学时,开始研究并信奉王阳明的心学理论。王阳明反对朱熹的“先知后行”的观点,认为“知行合一”。王阳明说:“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,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。”“知是行的主意,行是知的功夫。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。”王阳明还主张“知轻行重”,认为:“真知即所以为行,不行不谓真知。”当时的陶行知,正是求知欲特别旺盛的青年。他发愤求知,目的就是为了日后去笃行,去实现他的人生抱负:救国救民。当时的陶行知接受了“知行合一”说,特别是“知轻行重”的思想,并奉为圭臬。正因为如此,1912年陶行知先生又取名“陶知行”。
陶行知1914年秋赴美留学。留学期间,他确定了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。他师从约翰·杜威——美国伟大的哲学家、心理学家和教育家。杜威教育思想的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。实用主义本质上属于主观唯心主义,但含有辩证唯物主义成份。实用主义哲学又属于“行动的哲学”,重视“行”。王阳明的哲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同中有异。杜威论述了知与行的关系,提出了“从做中学”的观点。这一观点表明“做学合一”,也即“知行合一”;但“从做中学”强调“做”是“学”的起点,即先“行”后“知”,与王阳明的“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”不同。1917年陶行知回国之后,正式改名为“陶知行”。
    陶行知回国后,写了不少文章宣传杜威的教育理论,提倡试验主义。但是真正实行起来,却千难万难。将“教授”改为“教学”,改一个字都很困难。此后,在平民教育运动、晓庄试验师范学校教育实践中,陶行知深刻地认识到:“自从亲自到民间打了几个滚后,才觉得我们有好多主观的意见都是错的,没有效验的。”中国的传统教育“老八股“固然要改革,可是怎么改?用杜威的洋教育理论来改造,却到处碰壁。于是他一面批判中国的传统教育,一面批判外国的“洋教育”,反省自己的教育实践,学习新的哲学思想,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。
    1928年1月在《行是知之始》一文中,陶行知仍然赞成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“说,但是又指出王阳明“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”露出了错误的尾巴。与此针锋相对,他提出了“行是知之始,知是行之成”的主张。当时,已经有人称他“行知先生”,他又萌生了改名的念头。
    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思想称为改良主义教育。改良主义教育主张“学校即社会”、“教育即生活”和“做学合一”。陶行知根据中国是穷国、学校里的东西太少的现实,创立了“生活教育”理论,主张“社会即学校”、“生活即教育”和“教学做合一”。这样,“教育的材料,教育的方法,教育的工具,教育的环境,都可以大大的增加。学生、先生也可以多起来,因为在这样办法下,不论校内校外,都可以做师生的。”
    陶行知从墨子重感性经验的认识观中得到启发。墨子根据认识的来源把知识分为“亲知”、“闻知”和“说知”三种。墨子特别重视“亲知”,认为直接经验比间接经验更重要、更可靠。陶行知批评中国传统教育把“闻知”当作唯一的知识,忽略了“亲知”,也忽略了“说知”。他认为:“我们拿‘行是知之始’来说明知识之来源,并不是否认‘闻知’和‘说知’,乃是承认‘亲知’为一切知识之根本。‘闻知’与‘说知’必须安根于‘亲知’里才能发生效力。”
    更为重要的是陶行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。1931年11月陶行知先生在《思想的母亲》中写到:“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,觉得他所叙述的过程好比是一个单极的电路,通不出电流。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。这位母亲便是行动。……所以我要提出的修正是在困难之前加一行动之步骤,于是整个科学的生活之过程便成了:行动生困难,困难生疑问,疑问生假设,假设生试验,试验生断语,断语又生了行动,如此演进于无穷。”陶行知的“行动——知识——再行动”这一教育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“实践——理论——再实践”实践观是完全一致的。1934年7月16日,陶行知先生发表《行知行》一文,继否定“知行”观之后,又否定“知行知”观;将“行知”观发展为“行知行”观。他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“知行”改为“行知”,还创造了以“行知”二字合写的一个字,作为自己的名字。至此,他真正做到了“名”副其“实”。
     从“知行”到“行知”再到“行知行”,他的名字的每一次变化,实质上是他教育哲学思想一次又一次发生质的飞跃的表现:从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,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发展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。他易名的过程,实际上是他不断追求真理、实践真理的过程。他信奉的哲学思想在不断变化,他的名字如影随形,但是永不变更的一点,就是他的“真人”品格。不论先生取名“知行”,是“行知”,还是“行知行”,他的名字都是他那一段时期所信奉的哲学思想的标志,是他追求表里一致、言行一致、名副其实的“真人”品格的体现。他有句名言: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,千学万学学做真人。”这是他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。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陶行知先生,那就是一个充塞天地的“真”——有真爱、做真人、求真理、去真行。
    “生活教育”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:“生活即教育、社会即学校、教学做合一。”这三句话道出了教育的本体,其具有可操作性、完整性的教育理论,被蔡元培赞为“现代教育方法中最好的一种”。
    所谓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实行其事,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。 明王守仁《传习录》卷上:“只说一个知,已自有行在;只说一个行,已自有知在。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,又说一个行者,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,全不解思惟省察也,只是个冥行妄作,所以必说个知,方才行得……某今说个知行合一,正是对病的药。”《文汇报》1990.3.11:“从晓庄师范到山海工学团, 陶先生 一以贯之的精神是‘知行合一’、‘教学做合一’,力求培养学生从整体上驾驭知识的能力。”